自从1979年中国进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渐入佳境。特别是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按照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调整所有制结构以来，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最近五年，在东亚和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相继发生衰退的情况，中国GDP每年平均增长7.7%，而且增长质量较之此前的20多年有了明显的提高。看来，在最近的将来比如说3到5年的时间内，我国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在看到实体经济一般状况良好的同时，还必须充分注意，我国金融系统，包括银行系统、证券市场和国家财政存在着重大隐患，即多年来积累起来的风险。在我看来，我国目前主要的金融风险来自以下三个方面：（1）银行系统大量不良债务的积累可能引起的银行兑付风险；（2）前几年形成的股市泡沫不能维持可能引发的金融系统风险；（3）在改革利益结构调整过程中由于分配不平等，贫富分化、低收入阶层的最低收入和社会保障不能得到保证可能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对于这些风险，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控制和消弥。反之，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危及中国在过去20余年取得的成就，损害今后长期稳定发展。
以下，就分别从这三个方面讨论风险积累的情况和可能的处理办法。
目前我国金融风险主要来自银行系统。这是因为，银行信贷在企业融资总额中占90%左右；银行信贷的75%左右又是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出；而这些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迄今尚未得到根本改革；作为负有帮助国有企业任务的政府附属机构，国有商业银行在过去20年中积累了大量逾期贷款（NPL）。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在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防止金融风险，稳定银行体系，它们包括：
（1）要求银行严格贷款审查，实行审慎经营，按“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的五级分类法增加呆帐准备金的拨备；
（2）1998年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用以充实商业银行资本金，使之达到巴塞尔协议要求的资本充足率；
（3）增加企业融资中直接融资所占比重，防止银行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减少商业银行对股市的风险暴露；
（4）2000年，由政府组建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全价收购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约人民币1.4万亿元。
但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制度和经营机制没有得到改革，到2001年，它们的不良资产又达1.8万亿元，占贷款总额26.6%的高水平，大大超过了四大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
近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控制风险措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是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缺陷。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采取了加快银行体系改革的措施，包括：
（1）以中国银行（香港）为先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将在今后数年中陆续重组上市；
（2）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going public），并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
（3）开放民营银行；
（4）重组县域金融体系。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已经决定银行监督机构从中国人民银行分拆出来，建立银监会，以便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
控制证券市场的风险。虽然曾经有过激烈的辩论，希勒教授的《非理性繁荣》和我本人的1988年6月~2001年3月论著汇编《十年纷纭话股市》所论述的金融泡沫蕴育股市崩盘危机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理论争论的命题，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了。在泡沫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应当采取什么措施防止泡沫爆破导致金融系统的危机，我在《十年纷纭话股市》中已经讲得很多，没有新的补充，因此不准备再作重复。在读了希勒教授《非理性繁荣》和《金融新秩序：21世纪的风险》以后，我觉得其中的一些思想是值得强调的：
——我同意希勒教授的看法，在解决由投机性泡沫造成的问题时，“用关闭和限制的方法来干预市场决策不应当是决策的首选之举”，因为“投机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是决定性的，而任何为缓解泡沫经济而对市场采取干预会阻碍这种功能发挥作用”。
——“国家应付投机性泡沫政策的要点，应是使交易更加便利，给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更广泛和更自由的市场。”
——“通过设计更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和创立更好的金融机构来更有效地处理危机，获得好的效果。”（以上引述希勒教授的意见，均见《非理性繁荣》第11章：“自由社会中的投机波动·面对投机波动的政策”，参见该书中文版第197-1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