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田静访谈录

发布时间：2012年03月23日点击数： 作者：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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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田静: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所长，2008年1月至2012年2月任中国科学院高技术局局长，并担任中国声学学会会士、理事长，中国科协委员，长期从事声学领域的研究，承担和参与过一系列国家级的重大研究课题。

田静: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所长，2008年1月至2012年2月任中国科学院高技术局局长，并担任中国声学学会会士、理事长，中国科协委员，长期从事声学领域的研究，承担和参与过一系列国家级的重大研究课题。

让科研人员安下心来做科研 --------全国政协委员田静访谈录

■精彩话语

●我们的奖项一说起来就是多少多少个院士当评审专家，但越是院士，研究领域可能越“专”越“深”，即便从大的科技范围看是同行，未必在这个行当的所有领域都是内行和权威。

●奖项要“奖得其所”，如果我们没那么多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科技成果，就别奖那么多，现阶段还是少一点、精一点。

●结构性矛盾怎么产生的？原因就是资源配置部门化，科技投入经费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每个部门都要掌握一部分，这更多的是为了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平衡，促进科技进步反倒在其次，科技体制改革就要从根子上改变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这也是最难改的。

如果一个科研骨干每年要写各种申请材料，再加上评审、评奖、评职称、评院士，你想他有多少时间安下心来做科研？”这是全国政协常委田静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谈科技体制改革时，多次提到的话。

今年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讨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问题。改革的话题再次挑起了科技界众多人士的期盼。而田静的一个期盼是:让科研人员少一些诱惑，多一些实在。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始，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就已全面铺开，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时至今日，科技创新受到了全社会空前的重视，政府科技投入年年增加，同样水涨船高的还有科研人员的待遇、地位和各种奖励。然而，各界对科技领域各种行政化、功利化倾向的质疑也一直不绝于耳。

问题在于，改革该从何处着手，朝什么方向改。”田静说。
让科技奖项“奖得其所”

记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说，我国科技体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您怎么理解这种“不适应”？

田静:现行的科技体制是我国科技发展历史的沿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逐年增强。但是，随着时代发展，现行体制中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面日趋突出，即便原来一些好的制度和做法，有些已经日渐异化，成了阻碍发展的弊障。比如，科技资源总量不断增加但日渐分散，低水平重复增多，科技效益没随投入的增加而显著提高，科研人员越来越忙，却越来越不能专心于本职工作，考核评估、奖励绩效、职称院士等制度越来越失去了激励创新、奖掖先进的作用等等。总之，改革科技体制，已经成为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百姓全体的共识。问题在于，科技体制该怎么改？从何处着手？朝什么方向改？

记者:关于科技评价及奖励制度改革的问题，去年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曾开展过专题调研，并建议取消一些科技奖项，弱化行政主导的科技奖励，还得到了多位中央领导的批示。您作为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的委员，如何看待科技奖项“瘦身”的问题？
田静:各类科技奖项过多，无论人力资源上还是经费上，都是一种浪费。举例来说，我参加过一次省部级年度奖励评审，奖金和各种会议费用加起来，保守估计需要至少1500万元和1.5万个中高级人才的工作日。推及全国，每年约有一两千中高级科技人员，每天花费1000元，只干了评奖这一件事。

其实，有一些应用型科技成果是要靠市场认可的，比如苹果公司的I－PHONE就不需要任何奖项，它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但我们有时是卖不动的成果才拿来评奖，然后就在广告里宣传拿了什么奖，再推向市场。

奖项的评审过程也有问题。我们的奖项一说起来就是多少多少个院士当评审专家，但越是院士，研究领域可能越“专”越“深”，即便从大的科技范围看是同行，未必在这个行当的所有领域都是内行和权威。

奖项要“奖得其所”，如果我们没那么多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科技成果，就别奖那么多，现阶段还是少一点、精一点。奖项太多是一种利益诱惑，科研人员没法安心搞学问。

记者:去年9月，美国拉斯克基金会把全美最具影响力的医学大奖授予一位81岁的中国女军医屠呦呦，而此前屠呦呦在国内默默无闻，几乎没得过什么大的科技奖项，如果参照国外先进经验，我们的科技奖项应该怎么改？

田静:在一些发达国家，科技成果主要靠同行评议，在同行中有口碑就是最大的认可，评奖过程也没有那么多政府部门参与，主要靠各类学会、协会。他们的科技奖项也很少，得奖的可能就是一两个人。我建议取消除国家自然科学奖与发明奖以外的各种政府奖励，鼓励学会、协会设立社会性的冠名奖，逐步走向学术成就由同行认可，应用成果由市场认可。国家奖由分级评审与部门推荐改为同行专家推荐为主。在人才评价上，以促进科技进步和为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为主要标准，减少论文、得奖数量的权重。

蛋糕不在于谁来分，而在于怎么分”

记者:您开头提到了“科技资源总量不断增加但日渐分散”，具体指什么？

田静:“十一五”以来中央财政对科技投入每年都有较大增长，但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却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这因为我们的科技投入是结构性不足，真正需要钱的地方不一定能得到，有些地方钱又太多。

结构性矛盾怎么产生的？原因就是资源配置部门化，科技投入经费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每个部门都要掌握一部分，这更多地是为了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平衡，促进科技进步反倒在其次，科技体制改革就要从根子上改变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这也是最难改的。
记者:现在国家的科技投入主要由哪些部门负责？

田静:国家科技部负责863计划、973计划和一些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基础研究，国家发改委负责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一些产业化项目。此外，在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里，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的有3个，还有财政部、国防科工委等等。每个部门下面还有一些处室，每个处室口袋里都有钱。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经费要从不同的“口袋”要钱，比如你有一个五六十人的科研团队，从一个“口袋”也许只能申请到三五百万元，你还要去其它的“口袋”里找钱。

记者:不能一次性申请到足够的经费吗？

田静:举个例子，我要做一个科研项目，它是分不同阶段的，基础研究阶段，你要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间环节的技术攻关要找科技部，在产业化阶段，要找国家发改委，不同的科研阶段就要申请不同部门的科技投入。为了维持项目运转，科研团队里副研究员级别以上的人都要写申请材料，今年申请下来了，明年还不知怎么样，申请材料只能越多越好。如果一个科研骨干每年要写各种申请材料，再加上评审、评奖、评职称、评院士，你想他有多少时间能安心做科研？
记者:如果把分散的科技投入整合到一个部门呢？

田静:蛋糕不在于谁来分，而在于怎么分。资源配置的关键在于分清两类定位:政府拿出的资源是公共事业费，还是对市场和企业的投资？用于支持的科技活动是基础和竞争前技术研发，还是直接面向市场产品与应用？区分了不同的科技研发性质与阶段，该保则保，该放则放；保者稳而不见得高，由政府做到位；放者高而不见得稳，以政策和市场引导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研究人员与科研单位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与能力，找准定位，各得其所，大家不再是跟着钱走；而是以自己擅长的专业能力和水平，逐步导向资源。

记者:最近有这样一则新闻，在中国科学院2012年度工作会议上，院长白春礼提出，中科院将院级科技创新经费的30％和“百人计划”指标的70％直接配置到研究所，保障科研人员80％时间用于科研工作。这样的改革意味着什么？

田静:去年中科院党组提出，要想办法保证科研人员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现在，科学院把原来院里管的30％经费下放到研究所，因为所里都是“小同行”，互相了解，评审也相对简单，资源下放，研究所可以自主做一些科技前沿项目。现在几百万经费的小项目都是研究所负责，院里只管千万元以上的大项目，以及跨领域、跨部门的合作项目。这样既减少了管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但这只是我们事业单位内部的改革，如果从国家层面来看，就需要体制机制的设计。

要跨越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死亡之谷”

记者:近年来，国家提出了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您怎么看待企业的主体地位？

田静:科研工作分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科学研究的产出是知识，技术开发以应用和产品为主，这是先后两个阶段。我们的科技体制改革要分类定位，让它们各得其所。比如基础研究主要交给大学和科研院所来做，这是政府必须支持的事业行为，需要给予稳定的资源支持。应用型的技术开发工作更多地交给企业。

当前，我们的企业无论从研发投入，还是从研发能力上，都还远不能达到“主体”的要求，我们强调“产学研结合”，强调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机制支持，但是这些支持如果还是按照对待公共事业的模式，不能按市场的规则充分引入竞争并得到回报，则“主体”的能力仍很难培育起来。

记者:如果企业的“主体”能力难以培育，产学研结合就很难实现，应该怎么办？

田静: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构成了完整的科技价值链，要让尽可能多的科技创意真正走向应用，变成实际的生产力，就要使这些阶段能够有效衔接，平滑过渡，走上市场。一般而言，这不是一支队伍所能够完成的，往往也不是一个单位有能力完成的，因此必须创造良好的科技研发环境和成果转化应用的机制体制，鼓励、引导、促使前端的研发不断跨越成果转化应用的“死亡之谷,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发展风险投资和技术成果孵化器等等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