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组织治理•IT治理中国主张

发布时间：2013年04月22日点击数： 作者：孙强 冯海鹏 苏彤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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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治理概念属于历史范畴——信息化社会条件下，人类社会的生存样式与发展模式日益复杂多变，社会的关系与利益调整需求通常体现为大量涌现的信息与数据潮。关系、利益的变化与冲突可能在瞬间就已经形成并扩散，权力价值指向单一的“统治”和“管制”无法及时应对，致使对变化与冲突的协调机制失效。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此时会表现出双刃剑的特征，将这变化与冲突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向社会制度、组织各个层面扩散和传播，导致更加难以预知的后果。同时，人类身处新旧交替的历史过程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构成了该时期文化层面的基本特征——这一切因素在时空上的复杂叠加和嵌套，使得“统治”和“管制”面对变化和混乱更加有心无力——信息化社会条件下的“蝴蝶效应”往往更加惊心动魄。

一、引言

治理概念属于历史范畴——信息化社会条件下，人类社会的生存样式与发展模式日益复杂多变，社会的关系与利益调整需求通常体现为大量涌现的信息与数据潮。关系、利益的变化与冲突可能在瞬间就已经形成并扩散，权力价值指向单一的“统治”和“管制”无法及时应对，致使对变化与冲突的协调机制失效。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此时会表现出双刃剑的特征，将这变化与冲突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向社会制度、组织各个层面扩散和传播，导致更加难以预知的后果。同时，人类身处新旧交替的历史过程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构成了该时期文化层面的基本特征——这一切因素在时空上的复杂叠加和嵌套，使得“统治”和“管制”面对变化和混乱更加有心无力——信息化社会条件下的“蝴蝶效应”往往更加惊心动魄。

我们不能再用二十世纪的方式处理二十一世纪的问题。革新首当其冲的就是建立什么样的“治理范式”？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世界观具有海纳百川之特点，有着会通东西南北的特点。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独特个性。这一个性也体现在中华民族所处的独特的地理格局之中。以中国的地形看，自西向东，由高而低，体现了中国文化深层次的“山谷精神”，东向太平洋，则孕育者我们民族海纳百川的气魄。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是世界集大成的民族，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在多异域文化的吸纳与向四周的播化中完成自身整体性的凝聚。中国的世界观是天下观。这种天下世界观深深地熔铸在中国文化个性之中，所谓“以天下为己任”。

ITGov中国IT治理研究中心要做的就是以天下责任为己任，基于中国文化创造天下治理新理念和框架。

二、基于中国文化的文化治理、组织治理与信息治理新框架（以下简称G3框架）

“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1924年4月20日)。

（一）提出G3框架的时代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西方思潮和技术以来，不管是中国还是国际上，众多批评者把中国描述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存在，甚至是一个没有启蒙的国家。这些负面的批判或“关爱”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打击了我们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自信心，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陷于思想和价值观的混乱以及思维和行为“自搏”的境遇中。

我们承认，西方管理的理念、方法、技术及工具手段当然是科学，因为所谓“科学”就是他们定义的，即便这就是科学的，但引进到中国来，也必然出现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复制别处的整个存在，于是那些引进过来的理念、方法、技术及工具手段就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土壤。况且，西方管理仅解决了对管理物的方法，而对人的管理、对人与物、对人与机的管理在出发点上和方向上都有问题。

仅以企业管理工具为例，那些淹没了我们的西方冠以科学光环的“速效良方”有：
 顾客细分（Customer Segmentation）
 企业核心能力(Core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
 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
 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
 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CRM) 
 业务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
 平衡记分卡(The Blanced ScoreCard,BSC) 
 六西格玛(6σ) 
 经济附加值增值分析(Economic Value Added,EVA)

遗憾的是，正如许多管理者已经以自己和组织的亲身经历为代价发现，这些相对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案在复杂性、变化和多元化面前很小奏效。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不具有全面的整体性和系统观，而这正是中国思想的突出优势。在上述管理工具中即使是相对具有整体性的“平衡记分卡”，据说是财富500强企业中已有80%的企业在管理中引入平衡记分卡。我们也认为该方法在组织上表现出包容不同的观点，而实际上却要求使用者将机械的组织观点移植到更为广泛的活动之中。平衡记分卡考量不同的事情确是用相同的方法进行的。这种方法在组织中越深入越难以实施，并且将抑制组织的创新性。

再分析当下的全球经济危机。这个由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迅猛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与经济危机，此间有人说是政府监管的问题，有人说是金融市场的问题，虚拟经济的问题。事实上，后工业革命以来的诸多征兆，显示出人类正在走入一个发展的极限困境：“富足中的贫困，环境的恶化，对制度丧失信心，就业无保障，青年的异化，遗弃传统价值，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和经济混乱”这些包含着技术、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世界性的问题”，正在愈演愈烈。

我们考察一下这个困境吧。几位英国人可以作为起点：伊萨克.牛顿、约翰.洛克与亚当.斯密。

牛顿用三大运动规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将人们带入了他描绘的经典力学世界。在19世纪将相关原理引入电磁场等抽象的非力学领域后，伊萨克.牛顿的物理知识系统而成功地解释了中观世界背后的秘密，以致他的思想不仅成为人类随后数百年思考科学的方法论，更深入改造了人们思考社会问题的世界观与认识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不过是宇宙这台巨大钟表的部件，无声地啮合，精密地运行。一切潜在于未来的不确定因素都就此消失。在牛顿的世界体系里，一切都表现为可以测量和预期的运动与做功。

牛顿借助一个苹果的启示，发现了宇宙的全部奥秘。从此以后，对人类而言，只须按照科学所指出的那样生活，就可以明确地获得存在的意义。科学被认为是唯一值得信赖的知识形式和消除一切神秘现象并能够说明一切事物的武器。借用他的英国同胞罗素先生的比喻，就是科学、哲学与神学从未如此地贴近，从形而上学到日常应用，牛顿创造了一个完整封闭的世界体系。

牛顿告诉我们，一切都在运动着。在绝对的时空意义上，运动表现为量的变化。除非遇到终点，否则运动不会停息。所以，大胆地向前吧，让数字见证我们社会的增长——牛顿世界体系是如此地清晰、有力，以至于所有的理论都必须符合它的规定性。在牛顿的庇护下，人们尽可能放大主体的感受与理性作用，机械简化主客体关系，将客观世界的约束条件，做了历史的忽略。

借助清晰有力的牛顿，约翰.洛克用完全个人主义的“利益扩散理论”，为近代西方政治经济生活打造了理论基础。亚当.斯密则进一步向当时的人们交付了“自由市场交易”工具。他们率领众人在牛顿的世界体系中搭建了工业体系、医学体系、教育体系、政治体系等等一大堆的上层建筑。

从此，一种关注人类收支情况、产值和总量增长的“经济力学”观念，摆满社会发展的桌面。“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蔚然成风。由是刺激出200年的“内燃机”文明大发展，人类借助牛顿上天入地，屡创奇迹。人类进入到一个基于经济增长的“生产—消费”主旋律所构成的享乐主义时代。地球有限的物质资源和环境条件，被一个似乎无所不能的、崭新的、工业世界的巨大光环完全淹没。牛顿的世界体系在特定历史时代的巨大成功，带给人们对于技术发展极大的乐观主义与物欲横流的红尘世界。

伊萨克.牛顿开启了产业革命以来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刚刚走出中世纪教会桎梏的人们向牛顿充分宣泄着他们对理性的热爱。这在当时，从解放生产力，促进主体意识从宗教黑暗中启蒙的角度来看，具有无上的积极意义。但是，从更为长远的历史轨迹上考察，人类建立在私性基础上的发展蓝图，天生充满风险与坎坷。

事实上，工业革命以来，基于“冲突”而非“和谐”西方文化主导制定了全球的游戏规则，二百多年来人类有冲突的世界而没有和谐的天下，曾经支配世界的英国和正在支配世界的美国从来都只有国家理念，从来只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它们在管理世界方面从来都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更没有哲学上的合法性，因为它们的“世界思维”只不过是推广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把自己的价值观给予普遍化，单边主导全球的游戏规则。并不是说西方国家不思考世界，事实上它们总是在思考世界，但是，“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资本主义固有的制度性缺陷和文化世界观导致世界一直是“一乱生百乱，小乱生大乱”（赵汀阳.《天下体系》），屡屡爆发，势所难免。并且 “落后就要挨打”，可在西方单边主导制定的全球游戏规则里面，我们永远没有赢得机会。当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设定的"致富的梯子"向上攀登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将要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之前，发达国家就会制造各种借口“踢开梯子”(包括重新制定和修改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规则和标准)，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现已达到的高度。想一想近年来西方日盛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掠夺资源论”等谬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所遭遇的种种冠冕堂皇的不公平待遇，我们要说，世界是平的，我们不平！

ITGov中国IT治理研究中心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动荡，宣告了西方传统的以组织机能机械性控制为基础的管控理论的破产——以往基于某个组织或目的的机能负反馈控制的治理，本质上仍旧是将社会问题简化入自然科学领域，重蹈着“还原论”的覆辙，导致系统风险无法被及时辨识和防范，细微的错误被逐渐累积，并借助信息化的巨量放大效应，演化为全球的不治之症。

在当今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美国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的背景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一直认为美国的管理是科学的，西方的一切都比我们先进，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全球性经济危机从美国爆发的事实告诉国人，现在中国已经没有老师，要靠自己了。不是说不再向西方学习，而是已经没有理由再认为，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赵汀阳认为“古人深谋远见，早有天下之论，堪称完美世界制度之先声，进可经营世界而成天下，退可保守中华于乱世，故不可不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重思中国”的思想运动，其历史意义就在于试图恢复中国自己的思想能力，让中国重新开始思想，重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西方先进科学的思想框架和基本理念，重构中国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重思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即思考中国的前途、未来理念以及在天下中的价值、地位和作用。这既是基本思想问题又是宏观战略问题，也关系到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问题。

2008年以来中国神州大地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必将载入史册，从4•19全球华人在欧美各国保卫奥运火炬的大集会，到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抗震救灾，到北京奥运完美登场，到中国创办人类历史上第一届世界智力运动会，到中国成功地完成了神七载人航天飞行，到第一次实现了中国人漫步太空的壮举。激活了中国“走自己的路”的意志和资源，泱泱中华重现复兴之象。

（二）G3框架的中国文化渊源

中国三千年来社会治理与组织治理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法为体”的三位一体——“以人为本”相对于西方古代“以神为本”和近代已降的“以物为本”而言；“以德为先”体现了中国重视教化的社会治理结构（尊孔传统和各地具有教堂功能的文庙建筑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以法为体指的是中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内在法体模式。三者相互补充相互制约，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G3统筹治理框架在方法论上运用的正是这种三位一体思想。

中国天地人和三位一体观念是如何反映在治理思想中？

《尚书》，一本字数寥寥的古代著述，作为自大禹治水，至夏商周三代近2000年治国方略的集大成文献，为中国治理思想提供着不仅仅是经验上的传承，更是一种精神依据。其中的《洪范篇》正是中国天人合一治理思想的渊薮。中国哲学中“范畴”一词，系来自《尚书•洪范》篇，取“洪范九畴”之义。史载周武王灭殷以后，向殷纣王的叔父箕子询问治国方略，箕子向他陈述了自古传来的所谓治国大法。《洪范》篇就是对这一史实及箕子所述的治国大法之记录。据自古以来的注释，洪，大也，范，法也。故此篇以《洪范》名篇。《洪范》深刻影响了当期的中国制度和治理结构设计思想，并为中国后续3000年的社会治理实践发扬和光大。

 

图1：洪范九畴 资料来源：北京信息空间文化经济研究院

在箕子陈述的治国大法中，包括九项重大内容，即初一至次九：五行、五事、八事、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涵括了对自然世界、人身、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根本大则、做人德性、卜笠取决方法、气候征象、福祸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洪范九畴”的另一系统:顺用、敬用、农用、协用、建用、乂用、明用、念用、向用及威用的方法论体系。这一“用”字更加鲜明地表达了其内容的实践意义及其目的的实用性。

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治理”的本质，中国治理思想会选择“关系”——国人的关系思维直接体现在五行观上。

长期以来，全世界的文明主体对中国文化中认识最多的是“五行”，而理解最偏的也恰恰是五行。五行实质为五种关系范畴，外文却常把五行译作五种元素。这就是以“物质实体观”去试图解释由“关系空间观”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焉得不错？

五行这个范畴最早出自《洪范篇》——重新审视“洪范九畴”思维方式，建立“全面协调”的治理体系的概念框架，对建立G3框架，是有及其重大现实意义的。

审视中国思想，其基本特色就是体系性和完整性，其中的每一种思想都是在中国思想的整体效果中才获得意义。中国思维传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正是中国思想的突出优势。在信息化条件下，中西方文化在进行空前地融合。在这个融合过程中，它可以帮助我们跨越学科和领域的限制，探索“统筹治理科学”各种可能性方向。

以“天人合一”为思想要旨的中国文化，正视了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非常道”的复杂性，以“有限理性”（李泽厚）的中庸态度，认识、把握，并且去维护主客体的持续和谐关系，“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实现“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并且，以“文教”手段催促主体持续的哲学体验，向“天道”提升自我，实现低能量级的“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费孝通）社会自组织。有意思的是，这些经典的东方观点，却能获得来自西方当代发展起来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复杂系统科学的支持——以约翰.洛克与亚当.斯密观点为基础的西方政治经济学说中主客体紧张对立关系的致命缺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辨证统一的解决途径。

东西方文化的并存与融合发展，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也正符合太极宇宙论两仪相生的规定性。两仪立焉，则生四象，四象又生八卦，八卦进演万物。从全球的视角观察，作为人类文化总体的两仪，东西方文化相辅相生，必将为全人类开启崭新的发展阶段。

ITGov中国IT治理研究中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思想动力源泉。

ITGov中国IT治理研究中心在G3智库中，提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以“洪范九畴”为原型的的G3统筹治理理念——ITGov将侧重技术视点的“IT治理”和侧重制度视点的“组织治理”和侧重文化视点的“文化治理”三者有机地统一于一个治理框架。提出G3统筹治理的根本目的是开启“真正的发现之旅”，该框架从中国传统的治理思想体系出发，以天下责任为己任，以东方文化的视界重新看待我们自以为熟悉的世界，围绕当今天下治理的诸多问题，旨在创新信息社会治理的新理念和新制度。

（三）基于“信息空间”的G3框架

G3治理理念，建立在对“信息空间”这一认识制度、组织和文化的框架的确认之上。自二十一世纪伊始，信息化既是国家和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也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沿着“确定对信息的思路”，通过对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的“节约”这个根本概念入手，信息空间理论为我们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认知方向——突破主流经济学依赖的静态均衡为基础的理论束缚，把握现代经济秩序中最为明显的特点，即“信息交易和在形成进行这种交易的条件时的制度的作用”。

《信息空间》作者布瓦索认为可以“对数据流及其制度化的分析，为对有形的对象的研究和对意义的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通过这座桥梁，使我们跨过了以牛顿物理学和十八世纪社会条件为思想渊源的古典经济学的河流。正如布瓦索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正在走向一个这样的经济系统，在这个经济系统里，经济学家已不再能继续把信息看作仅仅是对经济交换的外部支持。它必须越来越作为交易的主要焦点”。

布瓦索立足信息空间，对莫佩尔蒂的最小作用原理进行了社会意义上的全新阐释：“信息政治经济学意味着一种文化理论，文化过程可以被看作是节约社会信息处理的尝试。”“渴望节省信息是文化发展的主动轮之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作为一种对节约活动的表述，这一点对常规经济学几乎将视线完全集中在市场制度上表示了异议”。总之，一种没有独立文化分析的政治和经济既不“政治”也不“经济”，这种政治经济体系注定难以回避自身系统固有的风险：它无法抑制社会熵的快速增加。

G3治理框架是根据“信息空间”理论建立起来的，用“信息空间”将制度空间、文化空间、技术空间纳入一个认识和分析的系统，以实现组织治理、文化治理和IT治理三者的有机整合为目标。建立G3统筹治理框架所追求的境界是“以最小求最大”，即“寻求以最小的能量支出或熵的最小增加值来维持——在某种情况下延伸——他们的时空实体”。

ITGov在G3统筹治理框架融入“信息空间”理论，基于如下观点：

（1）在信息现象上当前的经济学遇到了一些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我们习惯将能量作为财富的主要形式，将信息看作是起支持作用的概念。“因此当信息以其自己的权利变成一种形式的财富时，经济学发现自己乱了方寸，以错误的概念工具去处理信息现象。”

（2）制度本身是信息生产和交换过程的结晶，而不仅仅是它们的管理手段。

（3）信息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和文化理论并存的，因而文化过程，完全不是处在某种经济概括不能适用的想象边界的彼岸，需要由其他社会科学（如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接管的领域，实际上，它正贯穿在这一概括的核心之中。

（4）信息比物质流动，更能反映人类社会的本质。

（5）我们对G3治理框架的信心，来自中国人对在信息空间中重构经济活动的制度、文化和技术的信心——以信息作为打通看似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经络是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优势所在。

（四）基于“天下体系”的G3框架

“我们不可能用老方法解决新问题；我们不可能用半球的方法解决全球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没有新知识解决新问题；我们不可能用片面的知识解决综合的问题”——阿尔奇 J 巴姆。

提出G3统筹治理，志在吸取古今中外人类治理思想之丰硕成果，总结、抽象和提炼为可谓解决治理问题的基本原则。中国人有理由充分发挥东方传统文化的智慧，为建立全球治理新范式，承担应有的责任。G3统筹治理范式是中西方治理思想殊途同归的成果，吾辈可以有幸“坐集千古之智”，吸纳历史上各阶段中西方治理思想，交叉互涉、融会贯通。

20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人优越论和欧洲中心历史观遭到本世纪末空前的怀疑与批判。这里面，最有力量的批判来自西方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文化寻根思潮。他们在反思西方、重新审视东方的过程中，厘清了西方文明的东方源头，还“东方文化”以历史的和现代的或者未来的应有的位置。其中，《黑色上帝：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是一个代表；《印度教中未知的基督》则揭示了基督原型的秘密；同样，儒、释、道融肇始今日之中华文化面貌，为东方人类的智慧总和提供营养，也早已成为主流的共识。

我们十分赞同赵汀阳先生关于“天下体系”的一系列观点。“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在实践上则是全新的可能性，即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页。）

“天下”思维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价值意义，主要在于拓展与刷新了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思维视域，从思维范式革命的意义上启发人类创建新的世界观。

这种崭新的政治形而上的认知，需要集中全人类的智慧来探索和构建。而以天下观，建立世界政治、文化和经济体系，在治理理念上就自然显化为文化、制度和技术治理的三位一体。由此也引出G3智库的主题：建立组织治理、文化治理和IT治理的G3框架。

（五）基于“文化向度”的G3框架

随着人类不断前行的认知步伐，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可以理解并接受，经济、文化和政治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譬如一枚硬币，国徽的一面，象征国家政治权力；币值一面象征着经济价值，但往往容易忽略的是硬币的第三面，即厚度所呈现的那一面，实际上决定硬币贵金属含量的恰是它的厚度。这个厚度可以看作是文化层面——在政治和经济的结构之间，人类社会一直无法容忍任何形式对这个文化厚度的忽视。缺乏文化支撑的的政治与经济是难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

作为法兰西科学院和政治科学与伦理科学院的两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先生在其《论经济“奇迹”》一书中为我们分析了荷兰奇迹、英国奇迹、美国奇迹、日本奇迹发生的原因。特别是提出，应该发掘“发展”的文化内涵问题，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各种行为和精神气质进行比较研究，从而透视精神气质或文化因素，在创造经济奇迹方面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探讨“治理”不能容忍在“文化”概念缺席的情况下发论。文化，一直发挥着社会与组织的粘合与经络作用。把握制度、文化和技术的动态演进的关系，是我们透过历史迷雾，把握历史进程的一个结构之镜。

文化概念正在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心概念，政治和经济的研究正在呈现向一种文化靠拢的趋势。大量涉及文化的交叉学科不断出现，迅速兴起的制度文化和文化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仅是这一趋势的部分体现。更为重要的，从主体和对客体的效用考察，治理是人类在透视自身所在的社会时,对所认为的问题与风险的一种系统性思考、意向和行动过程，这种系统性思考、意向和行动过程和成果，本身也正是文化的典型产物。这将导致我们作出从人类整体、社会整体和世界整体三个层面的反思与创新，促使我们于精神与物质二元对立的两极中，进而明确文化的第三极！

文化，能够化疗精神与物质决然对立的思维肿瘤，能够化解政治与经济二者非此即彼的自相矛盾。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已经无法脱离原有的文化成果，凭空建立文化向度的政治经济体系。文化有着自己的独立实在空间，已经不是栖居在其他本体范畴上的寄生物。这个独立实在空间分别与自然世界与人类同在，构成三位一体的关系。

只有通过文化这个中间状态，我们才能将自己从“物质经济”的牛角尖中脱身，看到经济学不仅仅是用物质和能量的术语来构建，更可以升华作信息话术解释并创新发展。通过文化这个中间体，还可以将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制度与物质世界的内在联系，从而对制度理论建立一种文化解释的话语体系。

通过文化治理谋求制度与物质的统一；通过文化治理谋求政治和经济的统筹；通过文化治理为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发展提供新的观念和方法——这将是G3框架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

ITGov认为，信息治理、组织治理与文化治理，通过其相互作用和映射，导致人类社会在技术、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的反思与创新，进而推动人类社会通过自组织向更高水平演进，构成一种典型的G3治理现象。

三、关于G3智库丛书的选题方向

G3智库选题，遵循三大原则：

一、面向文化治理、组织治理和IT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聚集海内外有识之士，发展中国人自主创新的G3框架，共襄盛举。

二、侧重国人的原创成果，倡导国人在G3领域的话语权。

三、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智库“知行合一”的实践价值。

G3智库聚焦在以下选题方向：

一、文化治理、组织治理和IT治理研究；

二、基于信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三、基于信息的制度、组织、文化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研究；

四、基于信息的后现代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生态学研究；

五、信息时代的全面风险管理研究；

六、东方传统文化研究；

七、组织核心IT控制能力研究；

八、IT领导力研究；

九、信息化绩效评价研究；

十、IT服务管理研究       

G3智库的编委，共同执着于一个理想：通过G3智库，在治理文化积存、G3治理理念传播、实现治理创新三个方面，让越来越多的人掌握G3智库所蕴含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中国在信息时代的现代化跃升，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和有建设意义的贡献。

编纂G3智库丛书，也正是要记载和传播人类在G3这条治理之路上的耕耘与探索，让更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去寻找人类共同的福祉与未来。

综述

ITGov中国IT治理研究中心认为：以文化治理、组织治理和IT治理及其相互映射关系构成的G3系统，将为信息时代的人类社会，提供一个开放的、动态综合的、整体观念的治理框架体系。同时，ITGov将努力汲取一切人类的智慧成果，为探索以G3理念为核心的社会治理范式，做出积极和有建设意义的贡献。

ITGov认为，未来全球治理的大舞台上，上演的将是三大治理合唱的“群英会”。在这场群英会中，文化治理先于制度治理；制度治理重于技术治理；技术治理反过类促进文化治理和发展，这个良性互动治理循环体系，将演绎出又一幕精彩绝伦的人间戏剧。同时，G3也将受益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将回报以世人巨大的智慧财富与价值，让人类以更加饱满的信心，去面对无垠宇宙中的一切不可知。

编纂G3智库丛书，也正是要记载和传播人类在G3这条治理之路上的耕耘与探索，让更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去寻找人类共同的福祉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