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时代城市文化的知识重构

发布时间：2008年12月04日点击数： 作者：深圳特区报 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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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明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力量，也是公众拥有的共同社会财富。深圳这片创新热土在信息化时代大步前进时，本地主导通信运营商——深圳移动积极主动地助推城市信息化建设，其全面完善的服务覆盖了政府管理、社会民生、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力求为城市文明进步贡献源源不断的力量，成为素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深圳企业又一全新标杆。有关专家学者对这一企业创新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

　　文明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力量，也是公众拥有的共同社会财富。深圳这片创新热土在信息化时代大步前进时，本地主导通信运营商——深圳移动积极主动地助推城市信息化建设，其全面完善的服务覆盖了政府管理、社会民生、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力求为城市文明进步贡献源源不断的力量，成为素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深圳企业又一全新标杆。有关专家学者对这一企业创新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过去的千年之交之际，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城市学家展开了一场思想论战。考察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构造，城市始终是文化创造、技术创造、物质文明建设的源泉。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作为特殊社会体系的城市似乎遇到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相关进程带来的挑战。那种通过把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聚集起来，建立进行合作的交流渠道和体系，在差异中协同合作，在竞争中产生动态稳定，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城市体系正面临瓦解。作为社会组织和文化表达的特殊形式、物质上根植于空间上的集中的人类居住区域的城市，在这个新的技术环境里变得陈旧过时了。虽然过去多年，但是当时提出的问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现实性和深刻性。

　　城市衰亡和新文明形态诞生

　　这次思想论战被认为是一场关乎人类文明的现状与前景的论战。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就此提出了信息化时代城市文化的危机问题：就在我们进入一个城市／都市为主的世界时，我们是否正走向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城市的消失？是否恰恰因为都市居住区遍及各处，城市文化才走向了终结？是否虚拟社区和电子通讯（包括快速交通系统）正在代替城市社区？空间集中和分散会有怎样的不同模式？在功能、形式及意义的形成过程中，空间局部性和跨地域的虚拟性是如何相互配合的？

　　可以说，对曼纽尔·卡斯特尔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我们今天要建设深圳文明城市的理论前提，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对深圳文明城市的认知就远远不能够应付信息化和全球化对新城市建设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作为信息化力量的巨大推动者之一的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深圳分公司，最近所举行的“Ｅ动深圳，助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八项行动”，在我看来，其行动背后的理念恰恰在于，城市面对信息化和全球化两股力量合流的巨大冲击，旧的城市文化类型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新的城市文化类型正在逐步展开，这种新的城市文化类型所浮现的恰恰是这个时代所具有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如何把握这种新的文明形态的知识构造，是我们当下建设深圳文明城市的思想前提。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城市化的急剧扩张过程，时间和空间上的迅速流变，欧洲城市化历史进程所形成的知识框架已经难以应对这种变化，这使得我们正处于探索这个新文明形态的核心过程中。

　　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就是对这种世界文明新形态的探索过程。如果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Ｅ动深圳，助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八项行动”的理念构造，就可能会更深刻理解这一行动所包含的对城市文化价值的重新塑造及其所实践着的一种新文明的理论展开。

　　城市文化的知识重构

　　这个由信息化和全球化推动的城市时代，要求我们对城市文化的知识结构进行彻底的重构。

　　这种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被称为信息社会或者说工业化后社会的基础结构是什么呢？美国学者丹尼·贝尔在《工业化后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提出，在较窄的、技术的意义上，工业化后社会的主要问题将是一个合适的“基础结构”的生成，以便于为发展数字信息技术的电脑通讯(ｃｏｍｐ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网络把工业化后社会联接成一体。社会的第一类基础结构是交通运输—道路、运河、铁路、空运—为着输送人和货物。第二类基础结构是动力设施—输油管、煤气、电力—为着传递动能。第三类基础结构是电信，基本上包括声音电话、广播和电视。但是，随着现在电脑与资料终端的激增和计算以及信息储存费用的锐减，关于把多种方式的信息连接起来串通全国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个主要问题。

　　丹尼·贝尔预测出了工业化后社会的十一个新的特征，它提供了我们重构信息化时代城市文化知识结构的理论框架。从城市文化重构的知识学角度，我们认为可能最重要的是如下特征：

　　信息化时代呼唤城市理论新体系

　　工业化后社会使得理论知识处于整个社会知识的中心地位。贝尔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是存在于知识的基础上，但只有现在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变化：理论知识的整理和材料科学变成技术创新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关于城市理论的知识研究将是我们对城市文化进行知识重构的前提条件。曼纽尔·卡斯特尔指出，２０世纪的城市研究领域在知识上主要以两大重要争论为其主要标志，第一次辩论起源于伊比尼泽·豪伍德这样的城市规划专家们和刘易斯·芒福德这样的美国社会批评家。他们都试图将肯定的城市视为文化中心，邻区是适于居住的可持续的地区，面临着不平衡的、市场驱动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或者说，城市和邻区应着眼于因其使用价值而建，而不是沦为市场价值。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城市社会学为中心的芝加哥学派（ＰａｒｋＢｕｒｇｅｓｓ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Ｗｉｒｔｈ）开创的传统阐述了城市研究的第二个主题，强调城市社会的社会整合。这两个传统在２０世纪后半个世纪中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相信都市发展给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带来好处的人会抨击传统的城市主义，反而希望通过技术与社会工程联合起来解决城市问题。批判芝加哥学派主张的整合式方式的批评家强调城市社会运动和竞争性政治作为形成城市的内在力量所发挥的作用。这种争论和批判产生了大量的城市研究，并且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仅次于经济学，对城市公共决策产生了实际影响。

　　进入２１世纪信息化时代，起源于２０世纪的知识争论已经难以回答新的城市问题。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信息化时代的城市问题主要围绕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信息与通讯及时所带来的城市及城市空间的转型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地方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问题。

　　另外两个问题和政策争论直接相关，一是关于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一是关于特殊社会里城市的生存问题。这要求我们思考在这个全球化、碎片化和个体化的时代里，对城市进行社会整合。也就是说在这个急剧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完全的城市化的世界，据预测，到２０２０年，全世界将有５０％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能和自然和谐相处？城市作为２１世纪人类居住区的主要形式，我们彼此能否在有差异的但却相互交流的地方社会中共同生活？

　　２０世纪早期的城市知识争论，例如花园城市的概念，人文主义环境论的城市形式，芝加哥学派对平衡的城市生态的关心，对存在差异的文化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整合的关心，毫无疑问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信息化时代城市的发展要求我们对２１世纪的技术与文化之间的结合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以此提出新的城市理论体系。

　　信息是驱动城市转型的力量通过新的智能技术的产生和运用，去获取有关经济和工程的(如果说不是社会的)问题的更有效和“合理的”解决方法。

　　如何利用新的智能技术以应对新城市管理问题，降低城市管理成本，毫无疑问是我们建设深圳文明城市的应有之义。在新的时期，城市管理者和市民之间的互动将是城市决策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前提，这次“八项行动”中的“城市管理市民互动项目”无疑是这一制度建设的重要探索。

　　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流动人口由于流动速度太快而无法得到实时更新，因此无法得到有效的管理，成为深圳市政府社会管理“第一大难题”。这次“八项行动”之“出租屋综合管理项目”，就是通过利用无线传输技术通过ＰＤＡ终端，让出租屋巡检人员随时随地进行出租屋、屋主、租户等信息的采集、查阅、核对及巡检结果的实时提交工作。通过租赁通系统的应用，高效地摸清流动人口的信息底数。

　　另外，在政府行政效能提升工程（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方面，利用计算机网络等信息化手段建立专门用来监察各行政部门行政审批实施情况的电子政务应用系统。行政审批业务监察系统通过深圳市城市政务专网，与分散在全市的各个行政部门审批业务系统连接，从中采集每一事项审批中从受理、承办、审核、批准到办结的有关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利用软件设计的方法在监察中心的显示屏上再现各个事项审批过程；通过实时短信提示各环节相关人员的方法，提供实时监察、预警纠错、绩效评估和信息服务等各种监察业务功能。这种新智能技术的采用，不仅大大降低了政府管理成本，而且更方便快捷地提供给市民最有效的公共服务。

　　信息化推动城市管治模式创新

　　作为政治单位的场所的变化。丹尼·贝尔指出，大多数社会学分析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或地位上，即以上下优劣关系形式存在的社会水平向单元。然而在工业化后部分，很可能场所－一系列垂直方向次序－将是更重要的政治联系的地方。贝尔提出了工业化后秩序的可能的四种功能的场所－科学的、技术的(即应用技能：工程学、经济学和医学)、行政管理的和文化的，和五种体制场所－经济企业、政府机构、大学和研究复合体、社会复合体(如医院和社会服务中心)以及军事部门。他指出未来主要的利益冲突将发生在场所团体之间，对这些场所的依属或许强固到足以防止新的专业团体组织成一个始终一贯的社会阶级。

　　这种政治单位的场所变化，意味着我们原来的基于传统城市单位结构的城市管治模式需要深刻的转变。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政治民主化的一块重要试验田，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信息化时代作为城市政治单位的场所变化，我们就难以适应城市政治民主化的内在要求。

　　“八项行动”推出“市民邮箱”：由政府为市民打造的一套整合各类政务、民生信息，为企业、公众提供统一服务的邮件系统。该邮箱通过与市民个人信息绑定（采用身份证号码＠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ｏｖ．ｃｎ格式），将政务、公告、通知；企业登记认证、办事信息上报、办事结果告知；市民个税、教育、计生信息，水煤电等账单信息直接推送邮箱，为市民、企业提供一个综合、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为政府打造一个直达基础民众的宣传渠道。“市民邮箱”看起来是一种技术手段，但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基于对信息化时代城市政治单位的场所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理解。

　　从竞争战略走向合作战略

　　丹尼·贝尔指出，信息本性上是一种集体的而非私有的物品(财产)。在出售一件件物品时，生产者之间“竞争”战略受到赞许，它防止企业变得懒散或垄断，然而就对知识的最佳社会投资而言，我们必须遵循“合作”战略，以便增进知识在社会中的推广应用。

　　这个有关信息的新问题对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提出了一个最令人激奋的挑战，它既涉及工业化后社会中的理论，也涉及政策。丹尼·贝尔指出，工业化后转换没有提供“答案”。它只是设置了一些新的承诺和新的力量、新的局限和新的问题。所不同的是，所有这些现在就其规模而言，在世界史上是不曾被想象过的。而这种对想象力的追求，正是我们在信息化时代对城市文化进行知识重构的魅力所在。

　　美国的信息化历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在《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一书里，钱德勒们的研究表明了北美人(主要是美国人)如何将信息视为构成其社会、经济和政治世界的关键基石，如何对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发展及其广泛采用进行投资，从而使我们今天读到的所有有关信息时代的所有“神话”成为可能。钱德勒强调，从美国对信息技术的强烈偏好以及对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的历史视角，可以充分理解美国社会的本质并预见这一国家的未来命运。

　　这是信息化和全球化两种力量所规定的。同样的原理亦适用于中国的发展战略选择，从我们对信息技术的偏好程度以及对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的历史视角，可以充分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并预见这一国家的未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