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在乔布斯逝世后的讨论会上落泪，周鸿祎称自己很羡慕那些见过乔布斯的人，刘强东在提到乔布斯时喜欢加上前缀“伟大的乔布斯”。但他善于激怒人的天赋显然也让一些中国的商业精英们不快。阎炎在第一次同乔布斯打过交道之后对自己的朋友爆出粗口。王微则称他在同乔布斯见面时无论自己如何解释土豆，乔布斯只是说，“你是在偷。”这让他颇为郁闷，直到他重新翻出《硅谷海盗》，看到年轻的乔布斯愉快地在电影中引用毕加索的话说：“好的艺术家只是照抄，而伟大的艺术家偷窃灵感。”
他的悲剧性、他的戏剧性让他没有办法被超越。当他用这种方式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像孔子这种人了 ，
陈东升在乔布斯逝世后的讨论会上落泪，周鸿祎称自己很羡慕那些见过乔布斯的人，刘强东在提到乔布斯时喜欢加上前缀“伟大的乔布斯”。但他善于激怒人的天赋显然也让一些中国的商业精英们不快。阎炎在第一次同乔布斯打过交道之后对自己的朋友爆出粗口。王微则称他在同乔布斯见面时无论自己如何解释土豆，乔布斯只是说，“你是在偷。”这让他颇为郁闷，直到他重新翻出《硅谷海盗》，看到年轻的乔布斯愉快地在电影中引用毕加索的话说：“好的艺术家只是照抄，而伟大的艺术家偷窃灵感。”
没有人在谈论他时会缺乏见解。争先恐后地发表对他的看法已经成为潮流。
2005年时，还在中国网通任职的田溯宁曾经同记者谈起他对乔布斯的景仰，以及乔布斯在他最艰难的时期如何激励他继续前行。七年时间足以让很多事情发生变化。他再度应邀向记者谈起乔布斯的启发。
中国缺乏这种“不同凡想”
你现在怎么看乔布斯热潮，尤其最近两三年大家都在谈他，好像把他变成了一种成功学。
田溯宁：我没有系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是他的产品确实成为了流行。以前苹果还是很小众的。当我们2003年在一起谈他的时候，乔布斯的故事还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但现在，iPhone、iPad的出现，让他成为一个现象。
第二个因素，他本身也是最会做Marketing的人。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身处世界的中心，他连中国都没有来过，但能够让你们为买他的东西挤破头。在云南的山寨苹果店，我听说那些员工都很自豪地认为自己是在为苹果工作，还有员工0001号。他是一个市场营销天才。从商业成功来讲是Marketing，从更大的角度来讲是让他的理念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另外一个原因，这个人，尤其是在得了病之后，变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戏剧性的人物。 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的时代，尤其在中国，越来越平庸了，全世界都找不到偶像，而人们又需要偶像。这是全世界都缺乏英雄的时代。他代表的这种精神，和中国年轻人骨子里追求但又得不到的东西很吻合。中国很缺乏这种“不同凡想”。
我觉得他身上本身就有种矛盾的气质。他同时能吸引两类人，一类是叛逆者，一类是成功者；他同时是两者。
田溯宁：或者说，他唤起了很多人内心渴望但又得不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些压抑个性的。每个人在他身上都找到了自己的一部分影子。中国这些知名的企业家似乎都在参与纪念他的过程。但是你可以看到，宁波有乔布斯工程，仍然使用“一个雷锋倒下去、千百个雷锋站起来”那种口号性和系统性的方法来创造乔布斯。
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他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但是又跟这么多人有了关联。至少在近代，有几个企业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也出现了类似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这样的讨论。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田溯宁：这个问题我没有想得特别明白。美国也没有任正非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人的创造力和个性的张扬，至少在过去30年来讲还是非常明显地得以焕发的：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能够对这个社会有巨大影响和改变。
如果从更广阔历史来看，中国这一百多年，变化和创新应该是非常深刻的。我一直觉得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个民族的血液里还是有很多不安分的东西。不断否定自己，甚至用极端的方式否定自己，在骨子里这也是巨大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啊。比如像30年之前，几种力量坐下来谈判，重新选定一条道路。不能简单说这个体制就没有创新。包括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每个人都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这个事情我没有想过，我更多的还是从正面的角度看，我们能够从他身上吸取什么营养。在中国，变革的时候，我倒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种谦虚的心态。
什么被我们忽略了？
很多人会奇怪这点，你不是一个做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产品的企业家，但是你却非常推崇乔布斯。
田溯宁：我觉得还是他所代表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尤其是他唤起人热情的特性，和我还是有很多共鸣。他的产品对我个人影响很大。他的戏剧性故事对一个企业家而言非常容易引起共鸣。他做的产品很明显改变了人的生活。我过去无论在亚信还是网通，还是现在做的事情，都是间接在做改变人们生活的事情。至于没有做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产品，这一方面可能是我的遗憾，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选择。你不可能这辈子什么都做，还都能做得很好。
你在讲创新的时候和乔布斯所说的创新还是不是很一致，他主要是在讲产品上的创新和对行业的改变。
田溯宁：有人说创新分为三类：商业模式的创新、技术本身的创新和政策的创新。在中国，要想创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至少我自己觉得，一个人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做到一定程度。
在网通的工作，很多是制度上的创新，国有企业怎么去做，但目标是希望通过一种产品方式的创新，使大家能够享受到比较便宜的宽带生活。现在做云计算也是希望往这边走。
我自己也在想，从亚信到网通再到云计算，有没有必然的东西。可能每个阶段看起来有很多偶然的东西在起作用。但对我来讲，每个阶段都是希望信息获得的成本能够下降。互联网、宽带和云都是如此。信息获得成本的下降对我们很多人都非常重要。在封闭的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核心还是最快速、最简单地获得知识。这种追求我没有变。当时为什么去网通做宽带光纤，我觉得很难拒绝这个机会。包括云计算，我从47岁开始做这件事情，也是从这个角度去想的。
至于是不是能够用一个产品来表现，这个事情我也想过很多遍。有两种不同的影响力获得的方式，一个是通过产品，让人能够使用，以此来获得影响力；另一件事情是做基础设施，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可以做很多事情。第一种方式可能影响力会更大，商业价值可能也会更高；第二种方式，可能更基础。
为什么我花很多精力做基础因素而且乐此不疲，我自己想，可能的要素还是两点。第一，我毕竟不是一个技术创新者，我自己的教育背景决定，我不是一个对技术对软件很熟悉的人，不是自己能够做出产品、写出软件的人。但很多人是这样的。而要做一个基础设施的事情，无论是电信的基础设施，还是现在的软件和硬件的基础设施，我可能自信心更强一些。你让我做一些B2C的东西，我能不能像周鸿祎一样，想出一个东西大家都来用，或者想出一件事情能抓住大众的心理，我没有那么多自信。这是遗憾也好，对自己特点的认识也好，但人一辈子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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